唯有科技创新才可能实现对旧秩序的“创造性破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通过科技创新站到产业链的高端，就永远也只是全球化的从动者，永远也只是委托人的代工者。

　　全球化应该是大伙儿分工合作，人人皆有“比较优势”。但实际上，在分工合作及比较优势中，有主动和从动之分，有委托和代理之别。正是分工合作及比较优势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全球化的非均衡本质，它远非真正的双赢游戏。以科技创新再造乃至超越比较优势，是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经济圈乃至整个中国永保并超越“世界工厂”地位的必由之路

　　东莞是“世界工厂”的缩影

　　有关东莞涉黄仍不时被当作饭局间的佐料，这不是一下子能洗白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东莞用自己的发展作出有力的回答。近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主持会议并作讲话，特别要求东莞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重塑东莞新形象。

　　东莞可能是独特的;但东莞的发展难题，特别是所面临的转型升级压力，绝不是孤立的，构成整个珠三角经济圈的缩影，一定程度上还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东莞转型升级的压力也是被称为“世界工厂”的整个中国的压力。以人力资源之丰富及产能之巨大，中国应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问题是如何永保乃至超越仅仅作为“世界工厂”的层面呢?

　　世界真的平了吗

　　2013年9月30日，也就是共和国64周年国庆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更特别的是，是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一反常规，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突显了中央领导集体对科技创新的格外重视。

　　习近平为什么对科技创新格外重视呢?问题可能归结到当今时代最突出的特征，这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全球化。尽管全球化号称“世界是平的”，但实际上远非平等主义的一拥而上，一开始就有主动和从动之别。这一点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全球化一开始其实是欧洲人的商业殖民主义，而且往往伴以暴力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但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主义尤其帝国主义已经名不正而言不顺，但全球化并没有中断，不过已悄悄换了衣装，不仅新鲜时尚，而且更富学理，除开市朝的信条，核心成分应该在所谓“比较优势论”。大意是说：“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1全球化是大伙儿的分工合作，人人皆有优势，人人发挥优势，你好我好大家好。

　　何谓比较优势

　　严格讲，既有经济学对比较优势也缺乏统一的界定，最常用的定义是：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有点像古人所说的“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害相权择其轻”。

　　略举一例，假设美国投入1个劳动力，能分别生产鞋子4双，或电子产品8件;中国投入1个劳动力，能分别生产鞋子3双，或电子产品4件。显而易见，无论是制鞋还是电子加工，中国的劳动力效率均赶不上美国，但并不意味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要被美国完全挤掉。比较一下可发现，在美国多生产1双鞋子，必须放弃2件电子产品;在中国多生产1双鞋子，只需放弃4/3件电子产品。就是说，美国生产鞋子的机会成本比中国高，或者说，美国电子加工的机会成本比中国低。在全球化条件下，美国的最佳战略不是将中国挤掉，而是集中力量进行自己机会成本低的电子加工，将机会成本高的制鞋交给中国，实现合作双赢。

　　有人认为，比较优势是个天大的便宜，哪怕样样落后于人，但总有机会成本比人低的，不亦美哉!但这是严重的似是而非。这相当于说：任人家当老板，他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必定雇我打小工，嘿嘿，真美!

　　作为正式的概念，比较优势最早由古典经济学的著名代表大卫李嘉图提出。但追根溯源，比较优势应该来自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分工合作理论。事实上，斯密本人就已经提出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推广到国际关系上。即是说，比较优势的本质要到分工合作中去寻找。

　　分工合作的本质：委托代理

　　可为什么会有分工合作呢?背后有“我”的算计，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就是集中力量发挥自己的优势，其他的都交给别人，所谓的“委托代理”分工合作的本质正在于委托代理。就是说，在分工合作中，在比较优势中，有主动和从动之分，更明确讲，有一方是老板，而另一方属雇工。收益当然不对称，原则上，委托人的收益高于代理人，要不然，委托人提出委托干什么呢?

　　比较优势是不是个天大的便宜呢?好好掂量一下吧，问问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哪，看看自己是老板还是雇工，别急着沾沾自喜。就国与国而言，这很容易辨别，因为国际分工合作最后会形成一条产业链，居于高端的是老板，位于低端的是打工仔。也正是分工合作及比较优势的非对称性，决定了全球化的非均衡本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1年完成的一份研究显示，全部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控制着世界200万亿总财富的79%。全球化远非真正的双赢游戏。

　　以苹果公司推出的iPhone手机为例，《纽约时报》有文章曾从产业链上解剖说：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材料成本约187.51美元，大部分来自韩国，占到约80美元，其余的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一些公司。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中国企业主要是进行组装，每台仅有6.54美元的酬劳。而苹果公司呢?每台iPhone4获利高达360美元老板与打工仔的差别悬如天壤!

　　当然，人群中总是有主动者和从动者，天底下也总得有人做代理，当雇工，至少比没工作强吧，更何况还可以卧薪尝胆图赶超。有道是：“欲成人上人，先为人下人。”历史经验也表明，用比较优势进行赶超，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而言，几乎不可避免，在二战废墟上再崛起的日本最为典型。但一个做雇工的在老板面前津津乐道自己的比较优势，是不是应到此为止了?

　　“创造性破坏”唯有科技创新

　　中国尤其应该认识到，尽管有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但产业链低端的位置让中国饱受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败坏，“世界工厂”的低价极其高昂。有测算显示，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更要命的是，中国作为低端打工仔还非常的费力不讨好，不仅发达国家不时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甚至相关国家都群起而攻之：中国曾连续16年1995年到20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中国企业必须转型升级，通过研发创新站到产业链的高端。在2014年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排行榜上，苹果公司再次夺冠，这是自2008年以来该公司连续第7次蝉联榜首。凭什么?众多使用苹果产品的消费者最清楚，也可借用马云对王健林下赌“电商”到2020年胜过“店商”所打的形象比方，“一头羊把其他的公羊打败了，觉得天下第一了，狼一看，咔，瞎搞，瞎整，因为它完全是两种不同思考的作战。”事实上，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已对这一点作出概括，即所谓“创造性破坏”。

　　唯有科技创新才可能实现对旧秩序的“创造性破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通过科技创新站到产业链的高端，就永远也只是全球化的从动者，永远也只是委托人的代工者。作为改革开放中国的缩影，珠三角经济圈至今也还是引以为傲的“世界工作”，但如果继续大吃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甚至滞留在代工者的地步，即便作为“世界工作”，恐怕也难以为继。这应该正是中央集体学习一反常规把“课堂”搬到作为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中关村的原因，唯有科技创新才是全球化的王道。以科技创新再造比较优势，乃至全新超越比较优势，是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经济圈乃至整个中国永保并超越“世界工厂”地位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