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当人们对这一结果表示失望之时，仅仅两天之后，中美两国又在北京发表了长达6500字的联合声明，其中更是以近1/3的篇幅专门单列一章阐述中美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保方面的主张与合作，措施具体而明确。虽然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均未透露各自具体的减排目标，但这对哥本哈根来说依然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口号当然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具体而有力的措施却更为重要和实在。

　　中美合作务实具体

　　此次的中国之行，奥巴马总统把气候变化列入了需要与中国领导人讨论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国际社会特别是气候问题观察家们对此次中美峰会高度关注，希望两位领导人能够宣布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目标和重大措施，以打破当前的谈判僵局。

　　出乎意料的是，两国在联合声明中并未出台相应减排指标，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清洁能源的务实合作上。这些合作兼具可操作性和鼓舞作用，中美希望通过具体的能源合作项目而非遥远的合作目标来显示两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果的决心。

　　例如，双方决定设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启动电动汽车的研发工作，并加强能效特别是建筑节能方面的合作。美国企业将在这一领域赢得重要商机。据美国能源部官员透露，未来20年，仅城市商品房和写字楼两项，中国新建的建筑就相当于目前美国的全部建筑总量。

　　此外，因为煤炭在双方的能源消费中都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中美将清洁煤列为双方合作的又一重点，计划在碳捕集和封存技术上取得突破。页岩天然气方面双方也有合作潜力。据最新地质勘探成果，全球页岩气存储量大大高于此前的预测，尤其是在美国。

　　中美峰会的这些成果也对美国国内的能源立法起到了推动作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关注太阳能、风能的生产和节能措施的推广。共和党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就加入了约翰·克里的队伍。他表示，如果能源法案将开发更多核能、允许勘探开采美国近海油气等条款纳入其中，那他将对法案投赞成票。据美国《能源与环境新闻》的最新调查，对法案持“赞同”和“基本赞同”态度的参议员已经达到41名，持观望态度的约27人。尽管还不能确保60人赞同的通过标准，但法案的支持者明显在增加。有部分观望者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比如放弃制定一部覆盖所有经济部门的能源法案的想法，而以一部仅包含电力和交通运输部门的法案取而代之。这样一来，法案所牵涉的利益团体就会大大减少，有利于凝聚更多共识，以确保法案获得通过。

　　各方互动破解难题

　　围绕减排指标，奥巴马政府的外交谈判与参议院立法行动间的互动十分微妙。参议院不愿在发展中大国未承诺减排目标的情况下通过能源法案，发展中大国也不愿在美国未宣布大幅减排的情况下为自己设立减排指标，而奥巴马政府则不愿在看起来是屈从于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与参议院发生正面冲突。但如同所有的艰难谈判一样，问题总有解决之道。到最后，美国可能会在明年《清洁能源安全法案》通过后公布自己的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也将在降低单位GDP能耗的需求下确定减排标准。这将成为哥本哈根大会达成政治框架性协议以及在2010年设定各国具体减排指标的前提条件。

　　拿中国来说，中国领土幅员辽阔，地质条件复杂多样，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中国西北部的宁夏自治区每年因极端气候影响遭受的损失就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2%。如果中国继续走目前的高能耗、高排放道路，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中国领导人深感形势紧迫。遵循传统经济模式的做法已不可取，资源和环境压力已经使这一模式难以维系，长期下去，中国的产业结构将无法调整。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此早有准备。11月16日，也就是奥巴马总统到达中国的第二天，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为主席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的“中国低碳路线图”课题组外方组长、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国际发展学教授戈登·康韦在《金融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要在绿色竞赛中领跑》的文章。他在文中披露，根据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措施，课题组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规模大致可以设定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不改变当前趋势，到2050年，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达近130亿吨；第二种是“低碳情景”，年排放量将减少到约90亿吨；第三种是“强化低碳情景”，年排放量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到2050年时减少到50亿吨。他在文中表示，相关报告已于11月13日呈交中国总理温家宝。根据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看来，中国极有可能采纳实施最为有力的二氧化碳减排措施，也就是“强化低碳前景”（中国政府11月26日已宣布，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同时温家宝总理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中国的行动将从客观上起到有力配合奥巴马总统推动能源法案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美国参议院依然无动于衷的话，那么其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辩论中将丧失所有的道德立足点。但是我相信，美国选民是不会无知到这个地步的。